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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个民族共用一种文字的主张(下)

作者:司德专

1955年—1956年是司拉山,雷春国、纳排都、岳相昆他们四人能经常在昆明聚会的轻松年代。雷春国副州长白天抽空向司拉山学习景颇文,夜里他们四个人常常到昆明的小饭馆里去吃羊肉。岳相昆特别喜欢就着羊头,羊脚喝上那么几口酒。 

司拉山对雷春国想要学好景颇文的愿望很赞赏:“我们景颇族必须学好中文,一个不懂自己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与文字的民族是不可能快速发展的。同样的道理,作为景颇族的一员,不懂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就不懂什么叫继承和发展。更不可能成为自己民族的真正代表。我们很难想象人们不会把一个只懂英文的汉族或一个只懂印度语的英国人当作奴才的!你本身就懂景颇语,拼音文字并不难学。只要用心努力,半年就可以把景颇文的基础打好了!”司拉山一直用他的这个观点,影响着他身边的景颇族同胞们。不仅如此,他同样的要求自己的子女们,都要学好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当年,司拉山和岳相昆在一起时最开心的事,就是与那些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各地的汉族青年学生们讲景颇语、读景颇文了。他们当中不仅有许多人学会了景颇文,景颇语,有的还和景颇、傣族青年恋爱、结婚。 

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是些极普通的事,在当年是极感人的。那些来自大都市的青年人,能够把边疆的少数民族当成自己的亲人,为了帮助落后民族的进步事业,奉献出了他们青春与活力。他们中的周兴勃、崔志超等人对景颇语、景颇文的贡献功不可没。 

1955年司拉山,岳相昆等人与学习景颇语的内地汉族青年合影留念。 

1955年司拉山与景颇语班的江苏汉族姑娘们合影留念 

徐桂珍——一个来自江苏无锡的姑娘,不仅学会了景颇文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栽瓦话。她和几个上海、江苏的姑娘们,与几个景颇族姑娘们互换服装:美丽的汉族姑娘们穿着景颇服与司拉山等人坐在前排;穿上了列宁装后更显端庄的景颇姑娘们站在后排的合影留念,成了那个年代一个珍贵的缩影。那张保存在司拉山相册中的照片,将在民族团结的历史中,永远留住了内地青年们的青春倩影! 

从1956年开始,党和自治州政府在景颇族聚居的山区设立了生产文化站。文化站相当于区,每个生产文化站都开办了小学。每个县都开办了中学,解决了景颇族学习汉文及提高文化水平的问题。 

司拉山十分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他本人精通景颇、栽瓦两种方言,精通景颇文和缅文,后来也可以较流利地讲汉语。 

景颇语属于汉藏语系的景颇语支。司拉山认为现在的景颇文虽然不是从本民族的祖宗们那里传承下来的,可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加之其中已经凝聚了景颇族上千年的语言及文化的内函。因此,该文字已经成为景颇族应该珍视的文化财富之一了。 

编创景颇文的美国人奥拉·汉逊博士(Ola Hanson),自1815年用英文字母编创完成景颇文后,他开始招集了众多的景颇族的董萨Dumsa(祭师)、迷忒Mihtoi(先知)、斋瓦Zhaiwa(赞哈)们在一起搞翻译。他们首先从众多的景颇语中,选用景颇语中较为普遍通用的八莫、登尼一带的“文语”——“穆然来嘎语Maran Laika Ga”为标准。耗时三十多年,直到 1926年10月1日才翻译完成了景颇文版的《新旧约全书》。 

因此,景颇文的《圣经》与其他民族的各种经典书籍一样,是一本集合了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典籍,不能只把它看作是一本西方的宗教经典来简单的对待。 

在文字问题上,司拉山主张应该向汉族学习。中国幅员广阔,汉族人口众多。他们的南北方言众多而差异很大,却始终共用同一种文字而成一大统。统一的文字与文化,不仅使汉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文明进步,甚至能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最终造就了今天如此灿烂的中华文明,使中国成为一个拥有巨大民族凝聚力的殃殃大国! 

人口不多的景颇族,如果要搞多种文字的话,既不科学也没有适用的生命力。因此,司拉山终身坚持一个民族最好只使用一种文字的主张。 

司拉山主张:在坚持一个民族只使用一种文字的原则下,结合在德宏州讲栽瓦方言的人口不少,对栽瓦方言的传说、精美词语、酒歌等等的搜集、整理、抢救工作要抓紧。同时,对广播和宣传方面的需要也不可忽视,应该用同一种文字,拼写出所有方言的方式来解决。 

景颇文与英文、汉语拼音大同小异。可以在景颇文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些声、韵字母。这样既可拼写出景颇族所有支系的方言字意,还可以对原有的景颇语言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由于受过教育的年青人,都有汉语拼音与英文的基础。只要是懂自己语言的景颇族青年,大学毕业后再学景颇文也来得及。几种文字可以融会贯通,懂景颇文的人可以很快应用栽瓦话;讲栽瓦话的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会景颇话。 

司拉山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记录和书写那些优美的栽瓦成语、酒歌词句的。那些韵味十足的栽瓦酒歌、成语极大的丰富了景颇语的内涵。但是,他并不赞成各支系都自创一套文字。 

“我相信那些真正热爱整个景颇民族的有识之士,最终都会赞同我的观点。而那些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支系或个人眼前利益的人,肯定是不会赞同我的主张的。但是,搞多种文字的人,最终不会得到整个民族的尊敬和爱戴。因为,景颇族终归会成熟起来,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个民族有一个共同使用的文字。将来我们的年青人会看到——景颇文对内对外的实用价值和生命力!”司拉山对自己的子女们说。 

司拉山坚持认为:“景颇族在完成了民主改革之后,编写新中国自己的景颇文教材是当务之急、在自治州内的景颇族较集中的小学里教授景颇文是必不可少的大事。” 

司拉山对德宏州政府主办的景颇语版《团结报》和于1969年10月1正式开播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景颇语广播都很重视。他一直对从事报社、出版社、广播事业工作的景颇族同胞们十分关心和敬重。由于景颇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都直接由他们的工作传播出去。他们肩负着要把汉语中许多有关革命与建设的新词,准确无误的翻译和清楚地传播出去的重任。因此,只要他一有时间,他就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互相探讨有关语言与文字的翻译技巧问题。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赢得了大多数搞语言文字同胞们的友谊和敬重。 

1956年开始编著的《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两本书,由于文革时期的耽误,直到司拉山去世一年以后,于1981年5月,由岳相昆、戴庆厦、肖家成、徐悉艰编著完成的《汉景词典》一书,才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徐悉艰、肖家成、岳相昆、戴庆厦编著的《景汉词典》一书,也终于在1983年12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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