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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实际上的代表人物 (中)

作者:司德专

正如景颇族目瑙圣栋立柱上的迁徙图文是螺纹状蜿蜒的;世上没有不弯转的路,没有不弯曲的河那样,在司拉山的前面也没有一条笔直顺畅的路可走。 

就在司拉山从辛伦格巴回到广山,还来不及向中共领导们汇报他那次国外之行的工作期间,中共云南省边委的领导们在芒市召开的民族上层与宗教事务会议中,作出了几条与司拉山的有关的决议。那几条决议,使他产生了一些理解方面的误会。这场误会最后的结果,与他去辛伦格巴的结果相同。所不同的是:辛伦格巴会后的结果是景颇族教会的回归;而这一次司拉山出走事件的结果,是完成了他自己个人的彻底回归。 

在司拉山出走事件发生之前,中共领导和司拉山本人都不想把他列为景颇族的民族上层人物。经过那次事件后,他们发现:司拉山实际上的民族领袖身份已经无法替代! 

1952年6月,中共云南省边委在芒市开会,由省边委书记王连芳主持的边沿六县(即现在的德宏州内的几个市,县。)民族上层人士和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司拉山没有被通知出席该会议。 

在该会议上,当议及民族上层们的情况时,司拉山的一连串问题成了那次会议的焦点:景颇族联合会;户瓦、广山的两次目瑙纵歌大会;文蚌旗;司拉山像章;及与国外有诸多关联的基督教会领袖等诸多问题! 

与当时许多民族上层们缩头缩脑的情形相比较,司拉山的活跃就显得尤为突出。中共领导们为了防止司拉山进一步往建立景颇族政教合一政府的方向滑去,自然就把焦点集中到了教会问题上,并为此作出了一些规范性的决定。 

司拉山在广山听到了有关芒市会议的一些传闻,那是陇川土司多永安等人从芒市开会回来路过章凤时有意留下的:“我们这一次的芒市会议,主要是规定外国人一律不能在中国传教,担任了政府干部的就更不能传教了!…….”。傣官们对司拉山领着景颇族闹腾得红红火火的许多举动,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们只是由于摄于共产党的威力,加上对已经联合起来的景颇上层们而无可奈何。现在有了可以对司拉山泄恨的良机,自然要加油添醋的大加宣染——好像芒市会议就是专门为了整治司拉山而开似的!“谁让司拉山既是外国回来的,又是教会的头和国家干部呢!” 

听到了芒市的会议有关消息的一些教牧人员,也到广山向司拉山打探虚实。问他是不是共产党真要把国外来的所有传道员都要赶走了?司拉山认为,还是先听听共产党干部们亲口怎样说以后再做结论。 

1952年7月10日,陇川县委书记张登祥亲自到了广山,并向司拉山当面传达了芒市会议的主要精神: 

一,立即让国外来的传道员和牧师们尽快离开中国。 

二,立即解散景颇族联合会的警察部队。 

三,司拉山本人应尽快把境外的所有家人接到境内定居。 

对张登祥书记传达的三点要求,司拉山有自己的看法: 

“一,国内教会事务由国内的教会自己管理,这是他赞同的。并且自己已经在辛伦格巴的会议上,自觉主动的做了。但是,现在就要求在短时间内,让所有从外国来的教牧人员都马上离开的话,景颇族的学校就很难再继续办下去了。 

二,虽然有解放军部队驻守,可是边境上的匪患尚未清除干净,要立即解散警察部队的条件很难接受。 

三,现阶段我根本无法说服母亲及兄嫂们全都迁到国内来定居,这一条不过是他们不好直接说出:‘她们来不了的话,你也尽快离开吧!’的托辞罢了! 

“我在保山、昆明、北京都曾经反复的提出要求:给我们景颇族建立一个自治邦的时候,共产党虽然在口头上都答应,可是到了现在,还没有见到什么实际上的行动。从现在连警察队都要我们解散的情况看来,汉官和傣官的口气已经开始变成一样的了!那我留下来还有什么用?难道要等到同胞们来骂我帮汉人骗了他们的那天才走吗?”司拉山左思右想,怎么也找不出一个既可以满足芒市会议要求,又能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两全法子。最终,他决定离开。 

司拉山临走前对办事处的同胞们说:“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是好的,可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基础还不够牢靠的时候,很难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我自己离开要好一些。我走了以后,他们去落实芒市会议的决定就容易了。” 

7月10日深夜,司拉山带着妻子和女儿悄然离开广山。在垒杰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垒杰回邦侯山去了。 

7月11日,线诺坎山官在南兰坝子的田里,听到了司拉山出走的消息。他立即回到户瓦办事处、召集余下的首领们商议争取司拉山回来的事情。 

司拉山的突然出走给景颇族上层们造成了震动,那些原先就对汉族有一定戒心的头人和群众,开始不搭理工作队的干部们了:“你们把一直说你们好话的人都赶跑了,那我们和你们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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