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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5 关死在土洞里的知青——车炬

作者:博尊宝

在邦桑期间,由于笔者的丰田越野车出了点故障,朋友介绍到一个规模不大的修理厂,检查后发现电力系统一个电子版坏了,当地又没有配件,据说要从泰国发过来,就只好等着。期间跑了几趟,就与修理厂的老板混熟了,闲聊后才知道这个叫小明的,是昆明人,来瓦邦已经十多年了,也曾经当过缅共,现在已经不在部队了,在邦桑开个汽车修理厂,最近又在大其力开了分厂,经常两头跑,所以汽车配件基本都从泰国直接进来,因此生意还不错。

吃了几顿饭、喝了几次酒,大家混熟后,成了好朋友,从他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才知道:

他家是昆明黑林铺云南汽车修理厂的,他的表兄车炬原来是缅共人民军第6旅的政委兼旅长。

车炬:原名项廷发,苗族,云南麻栗坡人。1884年,法国侵略军从越南入侵中国文山州麻栗坡县。其祖父项崇周带头发动和组织了麻栗坡县猛峒地区的各族群众,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为了嘉奖项崇周镇守边疆的功绩,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赐他锦旗一面,上书“苗中之豪杰,兵防如铁桶”十个大字。钦赐为世袭苗族土司官,成为文山一带的苗王。其父项朝宗,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集团军参谋,麻栗坡电讯督办署天保处副处长。后起义参加过中共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1951年又背叛革命逃出境到越南,与国民党残军为伍,在中越边境一带活动。1953年又从越南回国投诚,在云南民族学院政策研究班学习后,以统战人士的身份历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副所长,云南省第四至六届政协副主席。 

项廷发小学毕业后,入昆明第五中学继续学业。当时的昆明第五中学,有很多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的子女。大陆解放后,共产党大搞统战,但又不放心地处边疆地区的土司头人,于是美名“照顾”,把这些人的儿女全部接到昆明,集中居住在大观路的“民族事务委员会”里面,由政府统一负责吃、喝、住、行、穿,自然也包括了上学受教育。昆五中,离“民委会”很近,因此到中学阶段,这些人基本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面。

项廷发下乡当农民后,于1970年,越境参加了缅共人民军。虽然是“裤脚兵”,因为打仗勇敢,而且有知识、有头脑、会办事,由士兵、班长、排长、连长……一步一个脚印地爬了起来。1973年初,他从4047排指导员晋升为旅政治处保卫干事,在肃清蒋残军余孽和敌特分子方面颇有建树,调任旅部警卫连指导员,成为投身缅甸革命的中国知青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

1978(1985)年车炬升任六旅政委,奉命率新组建的缅共人民军第6旅(由老五旅、685旅派生而成,下辖五个营共2200余众),向萨尔温江下游、南卡河以南地区挺进,该部以沉重的牺牲和顽强不懈的努力,开辟了缅泰边境地区100多公里的根据地。

1980年成立了由缅共中央付主席德钦佩丁负责的“819”特货小组,负责毒品的收购、加工、贩运和销售。组织级为严密,各个程序都有要员负责,而且由于当时的毒品都是现款(美元)或者黄金交易,需要可靠的人来操作及管理这些存入外国银行账户的钱,这人只对“819”的首要人物负责,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过问,包括党的主席或者常委。因此对于物色什么人来担任,“中央”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

最后缅共中央决定,由六旅全权负责押送缅共地区生产的黄砒至泰国边境进行交易(即“特货”运销),直接负责人就是六旅政委车炬。由于他精明能干的经营,经过他交易的特货从未失过手,这条“红色通道”(失去外援的缅共赖以生存的毒品通道)一直畅通无阻,财源滚滚而来,有效地保障了奄奄一息的后期缅共的财政需求和生存空间。  

第6旅成为缅共人民军的举足轻重的主力部队,车炬也因为承担毒品押运的重任, 成为中央眼中的红人,而谁要私下进行特货买卖都必然有求于他。这样一来,缅共从中央级干部到各军政要员,有拉拢他入伙的、有巴结他借路的、有借故讨好的,很快就成为缅共后期的灸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当时岩小石部与坤沙部为争夺贩毒通道在泰缅边界打得不可开交时,车炬直接出兵派支持岩小石,一举攻下坤沙在泰缅边界的一些据点,抢夺到不少地盘,这让他在泰缅边境的势力更加巩固。 

到1986年4月, 他已经不满足转手贩卖黄砒了,经过策划并得到“819”最高领导允许,缅共在南漠的第一座海洛因加工厂的建成(技术人员和装备都来自泰国),是车炬使缅共“解放区”进入海洛因时期划时代的杰作。

缅共经车炬之手销售特货经营所得的资金,除了缅共财政的必要需求外,车炬按“819”的密令全部存在外国银行。

小明是车炬势力如日中天的1988年到缅甸的,就在车炬的旅部挂了个参谋的牌头,挎支小枪,也不负责什么具体的任务,东逛逛西溜溜地打发时间。 

1989年4月17日, 中部军区司令员李自如,副司令鲍友祥,、赵尼莱在邦桑发动兵变,车炬率6旅、罗常保(旅政委、昆明知青)率中央警卫旅相呼应,而使之能够顺利夺取缅共中央领导而取代了人民军。兵变成功后, 经费问题就变成瓦联军领导必须尽快解决的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最后确认仍旧按原来缅共后期“以毒养军”的办法,成立“5•31公司”,负责筹措经费,进行毒品产销,其实也就是缅共“8•19机构”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佤邦头领按官衔大小在这一公司都占有相应的股份,利润由“特区政府”和这些人员共同分成。

6旅改名为佤联军420师,车炬任师长兼财政部长,仍然带兵驻扎在原来的泰缅边境防区,“红色通道”还是掌握在他手中,其他人自然无法染指,最多只能喝点残汤剩羹,时间一长,大家对此多有不满。过了一段时间,决定调车炬到中央任职,目的就是要他交出“红色通道”,由公司直接经营。而这位草莽枭雄, 自认为佤邦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不愿意,于是拥兵自重,拒不执行,根本不把中央的决定当一回事。高层对他一时又无奈其哉,时间一长,自然引来了杀身之祸。(当年兵变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人家就很明智地急流勇退,离开瓦邦,前往了四特区)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政局逐渐平稳后,当年缅共的众多兄弟、现在各霸一方的英雄们——佤联军的鲍友祥、果敢同盟军的彭家声、四特的林明贤以及克钦一特(原101军区)的丁英,开始对缅共时期贩毒资金的下落提出诉求,车炬便成为众矢之的 。

1990年 某日,佤邦中央通知车炬及其政委到邦康参加紧急军事会议。当时,一位身在邦康总部任职的昆明知青,由于当年是与车炬一起从中国来参加缅共,大家是曾经枪林弹雨一起滚过来的战友,知道其中厉害,就派心腹在半路堵住车炬并告知其中的奥秘,嘱咐他无论如何不要来邦康,等过一段时间,大家想出妥当办法后再说。可是车炬年轻气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对此消息不屑一顾,说了句:

“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瓦邦,谁敢拿老子开刀!?”

可是,人才进入邦康,还没有到会场,就被佤联军作战部部长尼东带领的中央警卫团缴械逮捕。对此事佤邦高层的解释是:得到可靠情报,420师已被SSA策反,准备发动兵变。

车炬及其政委身陷囹圄后,420师参谋长立即派出一支别动队飞速赶往邦康, 准备营救,但是佤联军总部早有准备,发生激烈枪战后无功而返。这样一来,等于帮了倒忙,反而坐实了“兵变”的罪证。

佤邦中央对内部下发的保密文件是:

“车炬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居功自傲,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培植亲信,争权夺利;闹独立、搞分裂, 准备叛党兵变。”

联合党中央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进行逮捕。组成专案组,对其犯罪事实认真调查核实后追究其法律责任。 

然而江湖传言这起事件的主要原因实际就是权力和金钱之争。

不久毒品外销的“红色通道”之经营权落入南部军区司令魏学刚和政委鲍有谊的手中。 

车炬被捕后,在全瓦邦开始整肃,特别是420师,凡是与车炬有关的人,全部被抓并关入土洞。当时包括小明在内的10多名车炬的亲戚朋友自然没有逃脱劣运,在所难免。

关土洞,就是佧佤山原始野蛮的地牢。地上挖一个口小肚大的深井洞,一般深约6-7米,将人关入后,当梯子被抽去,关上封口后,在缅共人民军里,这叫关土洞。  

下洞时放下根大竹,犯人顺竹梭下去,再直接点就用绳将犯人吊下去;也有用根粗的树木砍几道坎作梯,犯人下去后将梯抽了,洞口用树木或竹笆、木板遮盖,上面压几块大石头即可。

这种土牢一般勿须用人看守,如没有外人帮忙,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从底部宽大上口窄小如瓶颈的深洞中逃脱。管理的兵每天吊下坨冷饭和一小罐水给下面的人维持生命。而且洞里如同地狱一般,漆黑一团,有的又挖得讲究,关在里边的人,坐也不能坐,躺也不能躺,只能半坐半躺。违反军纪或初犯法者,处罚入洞一、二天进行较轻的教训就上来了,如时间关得长一些的,每天定时允许上来屙屎撒尿,晒晒太阳透透气。一旦是犯了重罪被丢下去的,吃喝拉撒就在洞中,一、二月不见天日,或许更长的时间,一般都很难撑持不下去,往往就以此做为坟墓了。 

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戒毒,却是最有效的。把吸食毒品者置入土洞中,吃喝拉撒睡全在洞底,任凭从黑森森的洞底传来其痛苦的呻吟和惨不忍听的叫喊,凄凉无助的哀嚎。只要不理他,10天半个月,如果活着,拎将上来,皮包骨头,活人生蛆,恶臭冲天,有如厉鬼,必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从此以后,只要想到这段经历,打死他也再不敢沾毒品了。如果活不出来的,命中注定,把洞一填!这种土办法虽然很残酷,但任凭科学发展的今天,仍旧是最简单、最经济实惠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车炬专案组”由作战部部长尼东负责,他是来自中国的佤族,自然对这种政治斗争其中的奥妙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审讯中发现小明等人没有涉及案子的任何牵连证据,而且一问三不知,完全是蒙受不白之冤。处于同情,于是自己出面作保,在关押一段时间后,分批把他们释放了。小明一是不愿意回国,二是感谢尼东的救命之恩,就留在瓦邦,成为尼的亲信和部下,专门为其办事和卖命。

车炬一直关押在中央警卫团看守的一个土洞牢房中, 其间受尽酷刑,专案组的调查不了了之,对他的问题也没有结论,直至身体衰竭而死,落得个悲惨下场,带着所有与这笔资金有关的机密离开人世。(谁都说不准他过世的时间,因为后来甚至直到现在,他已经成为瓦邦人最忌讳提到的名字,只听说关他的土洞被填为平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江湖传言:这笔资金当年缅共中央计划在失去中国支持后,用于自力更生,东山再起的,因此在之前基本没有人动用过。而且从开始就是车炬一人经手,连中央领导人也不知道实情。后来由于局势的突变,缅共彻底垮台,除车炬一人外,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钱?存在哪家国外银行?以及资金的流向(有消息说,车炬与岩小石属于他俩个人“特货”的交易,每年收入就高达3亿泰铢,约合1200万美元,只是这笔款的零头而已)。 

车炬一死,这笔财富就成为坊间一个秘密的传说,直到今天,无论是佤联军、果敢同盟军、四特或克钦一特,甚至更多对此感兴趣的势力,从未停止过对它的寻找,因为这是个天文数字,无论是谁拿到它,也许就能改写缅甸的未来历史,但至今大家仍然是一无所获。  

小明又介绍了另外一个昆明人与笔者认识——杨胖,也是他的亲戚,是一个中国武装警察的复员军人,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对部队的基层建设及带兵有熟烂的实际经验和独到的见解,由尼东安排到佤联军总部任教官。

某日,应其邀前往参观瓦邦正在修建的新射击场地。场地位于邦桑城西面的半山上,占地很大,根据杨的介绍,这是完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新射击场不像人们印象中平坦如足球场一般,而是完全按照原来起伏不定的地形,地貌,保留着自然生长的各种植物,在其中设置固定和移动靶,基本符合实战的要求,确有独到之处,让人感觉颇有创意。

而在施工的几十号人员,有的穿着普通老百姓的服装、有的穿着破烂的旧军装、有人还戴着脚镣;少数人还略微健壮,大多面黄肌瘦,在他们周围都有持枪的士兵守卫警戒着。笔者好奇地问杨:

“这些是什么人啊!?”

杨笑着回答:

“劳改队。”看着笔者不解的神态,接着解释:

“穿着旧军装是逃兵;穿着普通服装有惯偷、刑事犯;戴着脚镣的是重刑犯;面黄肌瘦的是屡教不改的吸毒犯。啊啊,我们瓦邦跟中国一样有完整的司法体系,公、检、法什么都有,所以劳改队也就自然有了。这里照样有死刑,该枪毙的照样是要枪毙的。因为修这个射击场的经费太少,就只好利用这些人的剩余价值了。” (附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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