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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4 缅甸共产党的叛徒

作者:博尊宝

1939年8月15日成立的缅甸共产党,从诞生到终结,都不断地催生着层出不尽的、各种各样的“叛徒”—— 

第一任总书记德钦昂山,不久就叛党投靠日本。

1942-1944年期间的总书记德钦登佩敏,叛党接受政府招安。

早在1960年以前,缅共白旗派中央内部就存在着意见分歧。首先是党的主席德钦丹东一再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走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主张,但是却一再被其他委员们否决。以缅共元老、政治局委员德钦芭鼎为首的一派认为:“主席不服从中央,中央就撤换主席”,多次提起对主席不信任案,要求德钦丹东辞职。但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每次的投票结果,赞成派和反对派票数都相等,导致矛盾一直无法解决,为党内后来的路线斗争埋下伏笔。

而缅共红旗派的内部一直被右倾经验主义的路线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仍然坚持深入骨髓的苏式“修正主义”的路线,直到70年代初期,依旧必读马宁主义著作。

66年反华事件后大批满腔热血的仰光大学生投奔到缅共红旗党参加革命。而红旗派地处中下缅甸,很难得到国外的经济和物质支援,面临着只能靠自力更生来解决生存的境地,于是硬性划分阶级,武断地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长期以来严重伤害了人民感情,得不到老百姓的的支持。艰苦的生活条件,虽然使不少学生士兵们人心浮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应对敌人的进攻以外,还得随时防备内部的整肃……然而,当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打击越来越残酷无情之后,由于出身问题,挖出了学生中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人几乎被全部杀光。

而且缅甸共产党领导层多数来源于“德钦党”,大都存在严重的“大缅族主义”,基层却是大批的各民族战士,导致党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不解决好这个问题,部队就没有好的战斗力。自然而然使中央对下属各单位,尤其对军队的领导受到严重的挑战和丧失。

军政府就是抓住缅共的这一致命的弱点,首先摧毁了缅共(白旗派)中央根据地,然后的集中优势兵力,以缅军精锐99师为拳头部队,对缅共(红旗派)的各根据地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和围剿,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利益引诱,在这种环境下,以党主席德钦梭为首的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向政府投降,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而已经是红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书记的钦貌基坚持革命原则,反对向政府投降,在中常委会上,却被扣上“托派”的帽子被执行枪毙,还被红旗党中央定性为“反革命叛徒”。

而同样的事情,在缅共(白旗派)里也在不断地上演——1966年当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白旗派)领导的勃固中央根据地顽固地执行着“极左”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对大批投奔根据地的进步学生十分重视,先把他们送进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又派他们到模范的“战无不胜部队”去经受锻炼,突击接收他们入党,逐渐培养成为自己的铁杆嫡系力量。德钦丹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缅甸革命的灯塔”的决议,在他的授意和大力支持下,缅共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这里到处挂着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举行着中国式的“早请示、晚汇报”,而且根据地成立的红卫兵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运动进行得更激烈、更干脆、更彻底,不但口号越喊越响,手段越来越狠,将过去凡是与主席有派别分歧及不同意见的、没有执行主席路线的,统统上纲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德钦芭鼎首当其冲,被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后,交红卫兵批斗,由于他拒绝检查,就被处以死刑。德钦芭鼎的死刑就是一个叫玛薇(青年学生)的执法队队长带着十二个女红卫兵执行的。她们每人手拿一根竹杠,把芭鼎老人拖到一个土坑旁边,乱棒打翻在地,再由玛薇抽出匕首捅进老头子的脖子,其他女红卫兵用脚踏在他的肚子上用力踩。鲜血从脖子上喷射出来,最后让其血尽虚脱而亡。 

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向勃固山区发起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主管军事的中央领导人博吞迎对这一军事主张有些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的做法太教条,并且提出“政治局应该改选”的要求。于是,博吞迎不久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1968年8月30日开公审大会,处以死刑(博吞迎,是个军事家,理论水平也很高,人称“缅共的林副统帅”)。

对博吞迎表示同情的四个学生领袖——当年最坚定的革命派、最杰出的学生会领袖、最忠心的模范党员,也被以“反革命”的名义被他们一起投奔革命的同学们残酷地处死了。接着,红卫兵们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了1963年和平谈判时缅共代表团团长郭泰、缅共创始人之一的德钦拉绵、政治局委员耶博特和博扬昂等…….

这样一来,中央根据地几乎天天开斗争会,对于“反革命分子”,不论职务高低,统统判处死刑格杀勿论。1967和1968的两年之内,从中央政治局委员杀起,一直杀到了连排级干部。

1968年9月24日德钦丹东在转移的途中,自己也被其警卫员貌苗刺杀……继任的缅共主席德钦辛以此为借口,更加疯狂、更加全面地搜查“反革命分子”,继续大开杀戒。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弄得根据地内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导致有一个县的全体党员一起决定“集体走向光明”,全部当“叛徒”投降了缅甸政府。许多在艰苦的武装斗争中一直坚持走下来的元老,也发现稍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从而叛党出逃(以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中央委员德钦佩丁为首)。 

巴刻是五十年代初,跟随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赴中国学习的军政干部之一,是滞留中国的缅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德钦巴登顶的高级助手。巴刻曾经前往苏联学习,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缅共党内有名的政治理论家。1963年参加了缅共与奈温军政府的和谈,和谈失败后留在了勃固根据地,任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后来以他为主的几个缅共“叛徒”,联手写了一本名为《德钦丹东的最后日子》记实文学并公开发表。这本书揭露:

“缅共党内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控制的勃固中央根据地内,“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66年军政府反华时逃到根据地投奔革命的、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的大批青年学生,由于出身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几乎全被杀光……”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渐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 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继续生存下去,于1978年内仍旧在东北根据大搞“阶级斗争”,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 硬性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没收他们少得可怜的财产。同时,为了满足根据地四个军区及十个县委的口粮供给,缅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加征收粮米导致赋税过重造成大批百姓逃亡,大批基层干部又乘机抢占逃跑头人的良田巨宅,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甚至参与毒品走私,渐渐失去民心,没有人民支持的缅共从此一蹶不振。 到1989年3月开始,缅共人民军内部接连先后发生兵变,中国政府“关于严格禁止缅甸共产党66名叛徒进入中国国境的通知”表明,这些风云一时的革命领导者们,全部都成为了缅甸共产党的叛徒。

革命乎!反革命乎?只是一字之差,那“叛徒”又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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