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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形形色色的“BKB”和“AFC”

作者:博尊宝

到80年代初期,在仰光永盛监狱里面关押的“BKB”一共有120多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阿林温”(缅语:弃暗投明)人员,大概80多人。以杨世杰(芒市人,作战处处长)、李志明(梁河人,贵概县大队大队长)、张火头(黑猛龙人,贵概县大队副大队长)、项青(昆明人,政治部副主任)的地位为最高。其中50%为知青,30%为全国各地盲流,20%为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

二、“董板”( 缅语:战俘)人员,大概30多人。其中以黄云和(腾冲人,支左干部,南坎县大队大队长)、黄三毛(四川人,南坎县大队一连长)、艾保(瑞丽人,南坎县大队二连长)为代表,多为当地人和华侨子女。

在这些人中间,引起杨世杰注意和好奇的有下面几个人:

“派当血案”的罪魁祸首—寸建新

寸建新,原姓马,知青。昆明第六中学初三学生,下乡到陇川农村后企图强奸妇女,案发后,逃往缅甸参加人民军,在3031二连当兵。人民军南下腊戌战役中,是随前进指挥部行动的警卫人员之一。那天发生在派当的事件,就是他当天在战斗中叛变投敌。改名寸建新,向政府军出卖了前进指挥部的详细情报,并自告奋勇地带政府军突击队偷袭前进指挥部,杀害了包括杨付参谋长和朱副营长在内的30多人民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派当血案”。让缅军绝处逢生,而导致人民军差点全军覆没,为政府军其后的反攻立下了头等大功。但缅甸政府却没有履行对他的承诺,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有给予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面。

“后勤部抢劫案”的制造者—赵癞子

赵癞子,原名赵树青,保山人。因为在关“黑房”时,身上长满癞子,很长一段时期都好不了,所以就得到了“赵癞子”的外号,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

这个赵癞子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1974年1月发生了一件惊动了整个缅共根据地的抢劫杀人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

人民军前线各部队的军饷,一般都是用老盾(国民党时代就使用的银元,直到80年代,这个地区,仍旧在通用,而老缅币是不受欢迎的)由后勤部按时发放的,各部队都得派文书、管理员、事务长来此领取的。而这个工作一直是后勤部的两位女干事游承娥、柳莉负责。

这天,后勤付部长唐绵富从邦桑总部用马犢把下个月的军饷驮运到后勤部。当晚,唐、柳、尤三个军中财神,在林中小茅屋里、一盏小油灯下的火塘边开始忙碌地清点老盾……

入夜,突然竹笆门被人一脚踹开,后勤部负责运输(马队)的赵干事端着冲锋枪黑着脸闯了进来,二话不说,抬手就照火塘边的三个人“叭叭叭”打出三个点射,对门的游承娥中弹倒在火堆上(子弹穿透了乳房和心脏,火塘里的柴火烧焦其容颜,气绝身亡,甚惨!);两旁的柳莉和唐绵富也中一弹,倒在血泊之中(柳莉腿上中弹,唐付部长腰部中弹,未死)。

慌忙中,赵来不及检查战果,把老盾撸了一大包,负在背上,夺门而出,正好碰上闻讯而来的两位后勤部警卫战士:

“赵干事,什么事?”

回答他们的是迎头而来的一梭子子弹,还没有弄清楚就糊里糊涂地到阎王爷那里去报道了。赵没有一丝犹疑和停顿,身影一闪,就往茫茫深山老林中遁去。

等到附近的部队闻讯后,满山搜剿了三天,终无所获。

至于背着抢劫而得到的一大包老盾,应该数量不少,发了大财的他,又为什么要向老缅兵投降!?他从来都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

游承娥,昆明11中初68级(初一)学生,其父母是省农科院科研干部。1969年2月下乡插队在芒市轩岗,70年8月参加缅共人民军,一直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工作,1974年1月被杀,年仅22岁。

柳莉,与游承娥同班同学,其父母是云南省军区高级干部。她和游承娥是最要好的,一起下乡插队,一起出境参加缅共。虽然大难不死,但游承娥被火烧焦的容颜和在她面前惨死的这个残酷的战争噩梦,将深深烙印在她的心灵深处,伴随着今后的一生。

其实这种恶性事件在缅共根据地时有发生,早在1970年3037的一个事务长从后勤部领取了全营军晌后返回部队,就被随行担任警卫的两个士兵从背后开枪杀害,抢钱后逃之夭夭。常年来负责领取发放军饷的各级文书、事务长、管理员都提心吊胆,背包里的老盾如同定时炸弹,巴不得尽快发放出去,不然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开枪两士兵为昆明人:一名易保武,知青;一名陈伟民,社会青年。后来也被关押在永盛监狱。)

活着的烈士—刘林松

杨世杰碰到了从瓦城监狱转来的刘永彪,当年他们两人同是芒海修公路的民工,一起参加人民军的。他在3035当兵,后来勐波棒赛战役中,在水井湾守山头时和同班另外一个人投降了政府军。他告诉杨:

在瑞丽坝中部,离城大约七公里处,县城到弄岛区的公路从一村寨穿过,71号界碑就在公路边,这就是著名的一寨两国——芒秀,左边是缅甸,右边是中国。缅甸这边,就是缅共南坎县县委、人民军801部队所在地。而县委机关也就设在离公路不到十米的地方一片竹棚里,如有紧急情况,领导们抬脚就能撤进中国。

寨子外的竹林中,有块坟地,是一座缅共的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四、五十名为缅甸革命牺牲的人民军成员。其中有一座是合葬的,从墓碑上的名子看,人数为9人,有傣族、景颇族,还有一个刘林松的汉人名字,应该是中国人。根据墓碑上简单的记载,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X年X月X日,缅共人民军南坎县大队X连X排X班奉命前往八莫地区执行任务,途中与政府军遭遇,不幸除一人外全部壮烈牺牲,而且被反革命奈温法西斯暴徒残酷地割去首尸,无法甄别身份,固合葬于此。

(唯一幸存的一人,因受惊吓,发现时己精神失常了,所以无法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

后来,有人在曼德勒监狱中关押着的那伙缅共成员里面,惊诧地发现,死去的那个烈士刘林松竟然还活着,只是名字却叫李为民,但是不敢追问其所以然。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此人竞与张明一起成功逃离曼德勒监狱,从此下落不明,而这个悬案疑问,看来只有永远存在人们的心底了。

土司之后

与刘永彪一起投政府军的,是一个叫方志辉的人,傣族,芒市土司方化龙(实际只是安抚司代办)之后,和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人民军英雄人物方勇竟然是亲戚。

芒市,是云南省德宏州州府,曾名潞西,古称怒谋,唐称茫施蛮。芒市土司制度形成于明朝,至末代土司方御龙(方化龙之堂兄),共历二十四代。 

宣统三年(1911年)方克明领兵部号纸一道正式袭职,成为最后一位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病故,长子方云龙由云南省政府任命承袭芒市安抚使,为第二十三世土司。

1936年方云龙突然病故,土司职位应该由其五弟方御龙承袭,但因其尚年幼,方克光(三叔)、方克胜(四叔)为争夺代办权,矛盾尖锐,最后省政府任命方克光为芒市安抚司代办。

二次大战期间,方克光投日出任维持会会长,后跟随败退的日军逃亡缅甸。方克胜则坚持抗日,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芒市土司代办,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任潞西设治局局长、潞西县县长。后其向中央政府力争恢复土司承袭权获省府批准,方御龙成为芒市最后一位土司(是方克胜的傀儡)。

1950年4月初,潞西解放前夕,方克胜携带家眷及小土司方御龙,逃往缅甸,本人从仰光赴台湾继续担任国大代表(于1983年病故台湾)。方御龙则流落缅甸,堕入社会最底层,处境凄凉,四处漂流以卖豆腐营生,苦不堪言。(最后在其59岁高龄之时的1984年12月,落叶归根,回到芒市,共产党让其担任潞西县政协副主席,于1989年病故)

方克光于1950年5月由缅甸回到芒市,联合陇川土司多永安、瑞丽土司街景泰、遮放土司多英培及勐板千总蒋家杰共同发表“拥护共产党,解放滇西南”宣言。受共产党原谅,没有追究其“汉奸”罪责,还先后任潞西县第一届政协商委员、潞西县副县长、保山专署副专员、省民委副主任等职,于1953年7月病故。

方克光病故后,其子方化龙继承芒市安抚司代办,任州政协1~4届副主席。1967年初身为德宏州政协副主席的他被国民党“大陆工作组”成功策反并接运到达台湾,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刘就是被方志辉花言巧语地游说后,跟他一起投老缅的,准备前往台湾投靠其老爸。若干年后,方志辉在其父亲多番努力下,确实办理了入台手续,离开监狱前往台湾,把刘永彪一个人丢在了缅甸永盛狱中。

“AFC”中,还有两个广东人,一个叫何坤(20多岁),一个叫陈宏(40多岁),也与方志辉家有关系。他们是一支在芒市地区搞建筑的广东包工队的成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方志辉的母亲——方化龙的如夫人。在金钱和“前往自由世界”承诺的诱惑下(有人说被大陆工作组收买),把“如夫人”直接从畹町河偷偷背过国境线,到达半赛后交给了国民党方面来接的人。不久“如夫人”辗转到达了台湾与家人团聚,何、陈二人却被“安排”直接地进了缅甸政府的监狱。

另外一个叫多守华,傣族,3031战士,是人民军南下腊戌战斗中被老缅军抓获的。其父亲多永安为德宏州陇川“末代土司”,共产党来后,先后担任过陇川县县长、德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1969年1月23日,在德宏州芒市的广场批斗大会中被人踢中肚子,医治无效去世,所以多守华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然没有人来帮他办理入台手续了。

(“陇川宣抚司属境为元时之麓川、平缅两路地。明正统九年,王朝在此地区设陇川宣抚司,傣族部落酋长恭项为第一任宣抚使,多氏只是同知。后因“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多歪孟为夷人信服”,明王朝为平定“麓川之乱”,稳定边疆局势,于正统十二年改任多歪孟为陇川宣抚使。到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废黜土司制时,多永安为第二十六代土司。

抗日期间,多永安响应盈江土司刀京版来信联络组织滇缅抗日义勇军的号召,将陇川土司原来的7个司属武装整编成一个支队,后得到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允许,正式改称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军陇川第二支队,其弟多永清任支队长。 从1942年5月开始,陇川第二支队一共对日军进行了崖垒伏击战、清平街反扫荡战等。 

解放后,多永清先后被委任为陇川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长、德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州政协副主席。文革期间多永清已经被遣送到施甸县参加农业劳动,于1973年在施甸病故。

多守华其兄多守业是云南大学学生,1969年年底成功由陇川县章凤逃到缅甸洋人街。这里当年也是陇川土司多家的属地,他以为没有事情了,可以放放心心地、大拽拽地在这里享受他“土司王子”的自由生活。谁知道几天后,就被中国收买指使的人,连夜用大麻袋装着,抬回中国,押往昆明后,以“叛国罪”被判了五年徒刑。据说,还是因为其民族上层之后,属于从轻发落的。)

被一锅端了的—博姆老黄

博姆(缅语:少校)老黄,是“BKB”那30多名“战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原名黄云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3分部(出越南部队)的一个营级干部(所以中国人一般都叫他黄营长),出国支左后任缅共人民军南坎县大队(801部队)大队长。

在担任大队长的1975-1978年期间,他孤军挺进南坎江流域创立新游击区,又挥军向贵概地区大事发展,与传统上活动于这地区的克钦独立军第四旅开始发生冲突。

克钦独立军(K.I.A)是1961年2月5日赵盛与兄弟赵督、赵丹创建的,他们都是诺相原来的部下。整个60年代发展迅速,在克钦邦和掸邦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行政机关或地下组织。历史上称为“掸邦克钦专属区”的贵概地区也是其主要势力范围,由独立军第四旅驻扎。

1968年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出现后,K.I.A对缅共的迅速发展及根据地的扩大产生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缅共入侵了他们传统的地盘。于是双方人员开始武装摩擦、冲突。由于当时的K.I.A是被亲西方的克钦右派势力所控制,他们与世界反共联盟关系密切,在泰国边境的基地就是与国民党第三军的总部在一起。所以缅共把K.I.A视作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共组织,主张“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

时为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司令员的诺相对于饱受大缅族主义的重重压迫及武力镇压,曾经与自己一起举义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这些旧部,他清楚地知道这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参加缅共。他只能不断地亲自出面协调,利用自己威信把他们团结到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尽量避免让他们走到与革命的对立面去。

可是当1972年3月诺相意外逝世以后,K.I.A与缅共人民军的摩擦与冲突就不断地升级。以“掸邦克钦专属区”的贵概、雷岗、岗卡克、彭县(克钦独立组织的革命圣地,被称为“彭县景旺塔”,也是该组织主席拉蒙都宰的故乡)为根据地的克钦独立军第四旅,为了打通与克钦邦独立军总部的联系通道,出兵向连接掸邦(克钦专属区)——克钦邦的咽喉要地、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南坎地区挺进。

1976年8月独立军战神赵丹亲率精锐部队与人民军801博姆老黄部为争夺此地的控制权,发生激烈战斗,赵被黄帅搏杀于此。从而导致克钦独立军亲西方势力赵氏三雄赵盛、赵杜、赵丹彻底尽灭(1975年8月赵盛与赵督在泰国潭沃附近同时被刺杀身亡),让亲华派白浪盛—召迈派系得以掌权,进而转变政策,结盟缅共。从此缅北形势遂为之大变,边境尽入人民军之手, 黄营长功不可没。

从此“搏姆”老黄名声大噪,威震缅东北,人民军南坎县大队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游击区已经扩大到顺着瑞丽江两岸从木姐直下到八莫的广大农村地区,所属部队出入这些地区随心所欲,根本可以不耳屎(当地土话:不理会)老缅,犹如无人之处。

某日,天气晴朗,黄营长带着两个连,从八莫地区执行任务连夜返回蛮秀根据地(南坎县委、南坎县大队所在地)。在离南坎县城不远的地方,南畹河(陇川江)穿过猛秀大山进入坝子,在这里与瑞丽江汇合,形成一个三角地区,即“南畹地区”(中国称即勐卯三角区)。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属于中国的,直到1960年10月1日,两国正式缔结《中缅边界条约》,才把它送给了老缅。

南畹三角地区,这里的地理位置大致是这样的,瑞丽江的西南边属缅甸;东北边被南畹河(河为国境线)分为两块,上面属于中国,下面属于缅甸。一般来说,从下面渡过南畹河(陇川江)进入上面那块,就是中国瑞丽的弄岛地区,穿过这块地(其实不远,就3-4公里的样子)又就可以插入蛮秀根据地的地盘了。  

当部队到达离南碗河大概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停下休息,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村寨,都是大蓬大蓬灌木林和茅草丛。平常都要派出侦察小组前往探路,平安无事后,大部队才会跟进的。而这天,黄营长不知道想什么!?说部队连夜行军太疲倦,不必派战士了,自己带着一连长黄三毛、二连长艾保及警卫员麻糯(瑞丽景颇族),骑着四匹大马,毫无隐蔽地前往“视察”。活该倒霉,刚出一片茅草地到达一块空地,已经看到南畹河水的时候,突然马儿栽倒,还没等他们爬起,就被四面灌木丛中冲出来无数的老缅兵按住捆了起来,灵活麻利、毫不拖泥带水,速战速决地撤退,渡过瑞丽江回到政府军绝对控制的南坎。

据说后面休息的部队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回来,以为一路平安,领导们回根据地去了。于是大部队开拔,返回后虽然也没有见到他们,大家也不在意,反正领导的事情,他不说,你就最好少问。直到几天后,才从缅甸政府的广播里,得知他们被一锅端地抓了。

事发以后,震动了缅共上层,因为这是人民军东北军区自成立以来第一起、也是唯一的,一枪未放,营、连级干部(而且公然还包括一名支左的)被缅军一锅端、全部抓了的记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事件的发生!?没有人知道,包括黄营长本人和他的部下们。

“四人帮”

在这里还关押着三个人—张健民,刘长寿,马友聪。是从腊戌监狱转来的“AFC”,但大家都叫他们“四人帮”。

这就奇怪了,明明三个人,怎么就成了“四人帮”!?原来当初从国内出来的时候,他们一共是四个人的。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陈金星的。 

陈金星是在缅甸出生的第二代汉人了,祖籍云南龙陵,读完老缅学校的十年级(相当于大陆的高中)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大陆工作组”,被派遣潜伏回云南龙陵老家作情报工作,不久身份暴露,准备逃回缅甸时,被大陆公安人员捕获,关在畹町看守所。

张是天津人、刘是昆明人,两人合伙走私毒品犯案被抓,和陈某关在一间牢房。

马是云南盈江县弄章区柄午寨的一个傣族农民,后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在畹町看守所做警卫。

张健民是个老奸巨猾的鸦片犯子,能说会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马年幼无知,没有上过几天学,于是他游说陈金星用金钱、美女去引诱马友聪。经不起引诱,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马上了钩,作了他们的俘虏。

在一个夜深人静,乘自己执勤的时段内,马打开囚笼,放出陈、张、刘三人,携械越过界河,向缅甸政府军投诚(这也是中国现役军人近年来向缅甸政府投降的唯一一人),就这样,一起被缅甸政府关进了腊戌狱中。

陈金星在腊戌有家,又是国民党情报局在册的工作人员,因此那边花了重金将其保释出狱后,从此没有来看过他的救命恩人一眼,更不用说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这时小马才知上当,但悔之晚矣!

(1986年,马与其他在押中国人一起被遣送回国,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去向各异

据说缅甸法律规定,在狱中的死人只能从后门抬出。因此,这些没有释放日期之外侨,死了以后,肯定是“走后门”的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句讽刺话,你一个外侨案的,你还想得到释放吗?!

有个叫赵贵的,被关了廿年,也是从后门放走的。

赵贵,云南腾冲人,是个大学生,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跟人多话,与自己无关之事,一般很少过问,近似于一个非常自私自利之人,但是民族性极强,尤其对缅甸人特别憎恨!凡是中国人跟缅甸人发生冲突,不问是否有无道理,他总是站在中国人方面说话。

一天早上开门时,缅甸人和中国人发生冲突,他二话没说,冲上去帮忙,在混乱中,被缅甸人用棒子打中头的后部。当时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直到第二天早上,赵贵突然感到不适,还没有等抬到医院,就不治而亡。实际上,头天他后脑部被打后就已经引起内部大量出血,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等第二天发觉,就已经无法救治了,就只有出了后门!凶手被关在暗房里听候审讯,但不久他突然死在暗房里,死因连医生也找不出来,怪哉!缅人说是赵贵把他叫去了。 

实际上,外侨案的这几年,从后门走掉的已不少了。

和赵贵一起跑到缅甸来的,是一个叫韩钢林的人,河南驻马店人,与赵是云南大学同班同学。据说两人以前兴趣爱好极其相近,所以当初才被赵游说一起跑到缅甸来的。后来两人的性格却变得几近两极,此人热衷于群众事务,话多并且直爽,是狱中AFC的领军人物。在赵贵的腾冲老乡的多方奔走帮助下,两人终于获台湾接受,可是1980年当入台手续到达仰光时,赵已经死于非命,只剩下韩一人到台湾去了。这时离两人“投奔自由”,已经整整22个年头了。

韩钢林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到达台湾后,也曾风光了几天,并且在台北某政府机构为其安排了个公务员的工作。但不久韩义士发现台湾的现实社会,与以前听说的相去甚远,特别是满街妓女拉客现象,让其实在无法接受。他才发现“自由世界”并非是自己向往的那个美好社会。于是乎“书生义气,挥斥方遒”,开始发牢骚,经常拿台湾社会的阴暗面对比大陆的光亮处,非要从鸡蛋中挑出骨头来。不久韩义士就又被台湾警备司令部以“共谍罪”逮捕法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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