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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六.二六”反华事件

作者:博尊宝

缅甸与中国毗邻,共同边界绵延2,171公里,古时两国分界从来并不明确,两国人民组成的马帮商队,跋山涉水,进行陆上的贸易活动,导致了“山地汉人”(Mountain Chinese)季节性地移居缅甸。首批定居缅甸的华人,就是从中国云南省移入缅北克钦邦地区的商人(云南人)。

1885年英国侵占了整个缅甸,并把它并入成为印度的一个省后,大规模华人通过南洋殖民地,由海路移民缅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华人已达30多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1% 。他们创办华文报章、华校、并设立社团。1950年,仰光有4家华文日报、3家周刊,全缅甸有超过200所华文学校。这些从海路来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广东、广西人及福建人,大多居住在仰光、毛淡棉、柏町(勃生堂)等沿海地区。

缅甸境内还有其它不同的华人族群:果敢汉人(Kokang Chinese)、回教汉人(Panthays)、二战“中国远征军”留(流)落人员以及从中国大陆逃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人员。

果敢汉人并不是移民,他们清一色是云南人,世代居住在中缅边界的果敢地区,由于1897年2月4日签订的《中英条约》,清廷把果敢割让给英国,这些原属中国人的汉人才变成了缅甸的本土果敢少数民族。

回教汉人据说是忽必烈部队中阿拉伯人及鞑靼人的后裔,原来定居于云南西部的大理,与当地妇女通婚。1855年,回教杜文秀起义反清,惨遭清廷大军屠杀,许多劫后余生者,翻山越岭,逃到缅甸东北部的掸邦定居。 

“中国远征军”是二次大战中进入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后没有随“远征军”返国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人员及50年后从中国大陆逃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在缅东北各地,形成一个特殊的族群。

独立前,华人曾经出掌国家要职,例如李遐养荣任巴特勒(Harcourt Butler)爵士,在英尼斯(Charles Innes)爵士当政时出任农林部长。李氏祖籍广东台山,曾留学英国,执业律师;还有木匠阿灼,原名曹鸾翔,初抵缅甸时一贫如冼,但后来却成了著名的承包商,被委为立法委员。

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执行本土化、归化、职业限制政策,华人不再享有政治地位。又取缔华校与华文报刊,使华人谋生困难,纷纷要求加入缅籍。但缅甸的法律很严,只有那些在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爆发前在缅甸居住的家庭成员才能取得公民权(指上面所述的云南汉人、果敢汉人、回教汉人),于是许多华人乃花钱买公民权证书,变成缅甸籍,人们习惯上称这类人为:汉人。(至今完全没有加入缅籍的华人不到10% )

在缅甸境内还有一些真正的华侨,人们习惯上称这类人为:华人。他们只能申请外国人居住登记卡。登记卡持有人只能有限制地居住在缅甸,但不能享有与公民同等的权利。

缅甸华裔汉人是复杂的群体,居住在上缅甸的云南汉人、果敢汉人、回教汉人,由于身处中缅边境,不受仰光中央政权的控制,因此缅化程度很低,基本上族群认同仍很强。至于居住在城市的汉人,尤其是那些与异族通婚的,已经融入缅甸人之中,很难区分。大部分在语言、习俗上已缅化,只会说缅语而不会说华语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过,缅甸华裔汉人大都仍喜在住家贴上红对联或在家里设置神龛,而且在生意的联系上,仍然表现出族群的认同。

果敢汉人说的是云南方言,他们历代除在果敢地区种植鸦片与茶叶外,还在缅北克钦邦(Kachin State)附近的山区,从事玉石的开采,也到曼德勒等地经商,包括做珠宝、玉石与贩毒的生意;回教徒汉人亦多从事商业活动,而且是一流的赶驴好手,也精于走私鸦片;聚居在仰光等城市里的,以两广人和福建人为主,他们多数经营土产、日用品等生意。由于汉人传统的勤劳持简及经营头脑,经过长期的积蓄后致富,生意产生的巨额利润,又用来投资地产,使当地物价爆涨,引起缅甸人不满,种族关系因而紧张。

缅甸独立前,经济并不十分落后,只是英国人、印度人操纵着一切大的工、商业。独立后英人逐渐退出,逐渐转由印度人所控制,华人亦有了一部分产业。对此,缅人自然愤愤不平,民族情绪很高,排外倾向渐长。

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军人政府采取“国有化”的粗暴手段对外侨进行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实是杀鸡取卵,并未考虑到国家长远利益。外侨工商业消灭以后,缅甸人并未能负起经济运转的任务,特别是这些军官们一窍不通,毫无管理经验,不长的时间,接收来的大批商品物资就消耗殆尽,市场上什么也没有了。政府无钱进口原料,工厂无法开工;百货贫乏,黑市兴起,靠走私供应,物价自然昂贵。

政治上由于各党派、各民族组织继续在全国各地与军政府展开武装斗争,无奈之下军人政府只好靠向外国借债度日,维持巨大的军费开支,无力再顾及老百姓的生死了。

1962年4月30日以军人为主体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并发布《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宣布在缅甸实行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不相同的缅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1963年开始,军政府宣布了“国有化法案”,采取了一种非常直接简单的方式,用革命手段破坏了原有的的经济基础——

1月,强行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主要是英人资产、中国人和印度人资产),实行全民所有制。 

2月,宣布银行国有化。所有外资银行,侨资银行一律由政府的联邦银(行)接管。(包括中国国有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缅甸分行及华人的华侨银行)。

3月,宣布进出口贸易国有化。取消已发进出口执照,进出口由政府独家经营。

4月,宣布全国工商业国有化。私人从此不得经营任何买卖生意。即刻派人查封所有厂、仓、店,宣布所有东西收归国有。并规定如有隐藏的资财设备须自动上交,否则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5月17日,宣布大钞作废。原来政府发行流通的100元、50元大钞同时作废上缴,违者重罚。(银行国有化后,国家银行无储蓄业务,有钱人只好收藏大额钞票,因此一夜之间,便都变成穷光蛋。后来很多人因为被查出存有未上缴者,一律被判刑入狱) 

1964年9月1日,政府宣布报业国有化。英缅版工人及劳动人民日报由政府宣传部接管继续出版,其他所有英、缅、印、华报纸全部查封,机器设备、厂房建筑收归国有,员工全部遣散,政府不负任何责任。同时宣布中文书报不准再进口,如华人再持有中文书刊一律按非法论处。

1965年5月,政府宣布私立学校国有化。所有外侨办的学校校舍、校具收归国有,取消原校名,由教育局派人接管,改用缅文教材,外文只允许英文一科。(被接收的各校原教师一律遣散,任何学校不得再录用,在全缅甸范围内不得再有华文教育)

对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式的国有化,如有敢表示出不满意的外侨,一律清身驱逐出境,(不允许带任何东西,包括除身穿外的多余衣物) 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排外掠夺之实。 

1966年,缅甸军人政府完成了对所有华文学校的接管,学校停止了中文课程。被遣散的各校华文老师失业后就办起一些十九人家庭补习班,(根据缅甸政府公布的教育条例,凡有二十人以上的就必须登记为学校,而学校根据国有化条例,就要被接管,聪明的华侨钻了法律空子)学生白天到缅甸学校上学,晚上来补习班上课,继续教授语文史地,为学生出国作准备,颇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一时间,只要稍为家中宽大一点都开始办补习班。补习班就纷纷成立,越来越多。后来缅甸政府发现这种情况,便派人威胁华侨,不得借出地方办补习班,但大家不但不理会,反而激发了学生们同仇敌忾的精神,一方面加紧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师生们每日学习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都一律佩戴毛主席像章,表示对祖国、对毛主席的热爱。 

军政府上台后,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对农产品及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由于政府压低统购价格,农民不愿意把剩余的大米卖给政府,收购政策无法推行。各种生活必需品又价格飞涨,农民之生活顿感困难,就连谷种也无法解决,只好任由田地荒芜,结果大米产量锐减,导致缅甸由一个粮食输出大国,逐渐变成缺粮国。 而1966这一年,适置缅甸气候反常,各地大闹米荒,一升米涨到十元,甚至有些地方有钱也买不到米,形势非常紊乱,抢风盛涨,全国一片混乱。

5月份,政府宣布所有宗教团体,包括各地的寺庙必须向政府登记,这种规定严重脱离缅甸社会实际情况及传统观念,因此更加引起缅甸各界的强烈不满,尤其是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和尚们声明支持学生)。6月7日,军队向仰光大学示威学生开枪,许多大学生被打死打伤,造成流血惨案。事件中军队炸毁了象征民主力量的“缅甸学生联合会”大楼,政府宣布无限期地关闭大学。

正当缅甸奈温集团在内外交困、捉襟见肘、人民怨声载道、急于要找一个籍口转移国民视线,挽救危机之时,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些极左思潮吹到缅甸,为了毛泽东像章之事,就此引发一场撼动中、缅两国关系数十年的轩然政治大波。

1967年这年的3月,缅甸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规定在学校内只有四种徽章可以佩戴—昂山将军像章、学校校章、童子军徽章及联合国徽章,其他一律不准。含意很明显,即不准佩戴毛主席像章,华人学生们没有理会,这引起当局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缅甸境内宣传共产主义。 

6月22日,原仰光中国小学缅籍教师命令学生把毛主席像章取下,学生不从,教师强行摘下学生所戴像章投入厕所内。引起学生哗然,指责该教师污辱我们伟大领袖,坚持要教师赔礼道歉。大批华侨闻讯赶到学校声援,时有缅甸记者前来采访,乘机拍摄,华侨群情愤激制止,互相争执抢夺,引发肢体冲突与缅人学校当局发生对立。

事件发生后,中国使领馆领导执行了一个过左政策,他们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佩戴毛主席像章系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的表现,任何想阻止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与缅甸反动的军政府作坚决斗争。于是通过“缅华救济总会”和“缅华教师联合会”发动华侨支持学生斗争。前者是缅甸华侨统一的社团,办理全缅华侨救济事业或资助爱国事业,实力雄厚,影响很大;后者为全缅进步华校教师的组织,是领导各地华校的机构和神经中枢。“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华侨师生的革命激情被鼓舞到沸点,一时声势浩大,有气吞山河之势。

而缅甸军人政府强硬宣布:这是在缅甸国境内宣传共产主义;大使馆的行为是干涉缅甸内政;学生们不遵守法令是违反现行法律;对反对国家的行为必须镇压。

于是一场轩然的政治大波,就以挂像章这个导火线开始爆发。缅甸军人政府,一方面安排缅甸报纸大肆造谣,无中生有地说有缅人女老师被华侨学生强奸,煽动缅甸人的民族情绪;一方面指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各支部纠集暴徒,策划排华示威,予头指向中国大使馆,指向华人,这就是将国内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蓄谋已久的反华暴乱就此拉开序幕。

6月25日,教育部突然宣布,所有原来的华侨学校一律无限期停课。华人学生都不愿离去,要求学校继续上课,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学生忍饥挨饿,进行与学校当局说理斗争和静坐示威,华社动员大批华侨纷纷送面包饭包给学生表示支持。到下午时分,“社会主义纲领党”率领的暴徒数千人包围学校,外层又被声援学生的华人华侨围困,学校当局蓄意制造事端,随即召军警前来驱赶学生离校。缅政府更派来大型军车多辆载满全副武装的军警出动镇压,当场逮捕华侨领导人十二人,带头学生六人(后被判入狱五年),校内静坐的学生五百多人,全部送入军营囚禁。

中国大使馆参赞为此驱车到缅外交部提出抗议,缅外交部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理由,不予接受。使领馆派人到各校了解情况,其汽车亦为缅甸暴徒投掷石块,形势越来越紧张,大风暴就要到来。

下午七时左右,原来在华校外聚集的缅甸暴徒约二、三千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下,一声呼啸分成二队,一路沿北线而行前往仰光市北郊的中国大使馆、新华社、领事馆、武官处、援缅办事处,高呼口号,投掷石头; 另一路沿南线而行进入市区唐人街,在华侨高尚住宅前、特别是在侨社团体前面,高呼“打倒狗中国人”的口号,浩浩荡荡,杀气腾腾。沿途又有人参加进去,人数越聚越多。

仰光发生冲突事件,东坞的华侨接到迎光通知并听说事态的严重,于是晚上在当地侨领杨伯方家里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由杨伯方到仰光了解情况。

杨伯方(杨逢春),1943年在印度因为得了疟疾住院,病愈后他找到师长孙立人,要求在印度办华文教育,得到孙立人的准许。就脱离驻印军,23岁的小伙子成了一名国际公民。加尔各答华侨众多,但能讲普通话的老师却奇少,原因是这里的华侨大都是广东、福建人,会讲普通话的人当然不多。杨伯方任教的“梅光小学”就是一所梅州会馆办的小学,“500多名学生,只有三位会讲普通话的老师”。

杨伯方后来还在其它学校兼职,薪水比校长的还高,“每月150个卢比,吃饭只用25卢比,一双皮鞋才两个半卢比”。工作上一帆风顺,爱情也接踵而至。一次杨伯方去朋友家做客,认识了其妹李秀青。两年后杨、李在加尔各答结婚,这一年杨伯方25岁,太太李秀青19岁。后来,杨伯方与妻子从印度雷多入境缅甸密支那,准备从这里回国。然而半路上,他们带的行李失窃,现金与衣物全部被偷,两个人只好滞留在缅甸。

当时他们们都不会说缅话,只好依靠部队的朋友,进口布匹,贩运到密支那卖,因为语言不通,亏了。后来又当司机,为老板跑运输,也不挣钱,最后杨伯方只好又开始了华人教育的生涯。学生大多是华侨的后裔,主要是广东人和云南人。学生不会说汉语,他不会说缅语,语言不通,也只好硬着(头皮)教了。

1955年,东坞创办华文中学,杨伯方受邀,带着妻子来到并定居于这里,长期从事中文教育。此后,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个缅甸南部平原上的小城。

1967年6月26日,杨伯方受大家重托,带着简便的提手袋,搭列车去仰光。27日晨八点,到了仰光火车站,没有出租车,只好步行到他常住的三十三条一家镶牙店。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店主老曾以惊讶的口气问。

“怎么?你们给吓坏了,连门也不敢出!”杨伯方打趣的说。

“到华区去的巴斯车都已停驶,乱哄哄地谁敢出门?”老曾说。

杨伯方接过递来的茶杯坐了片刻,站起身来说:

“我到华区去看看。”

杨伯方绕过苏里佛塔,顺着河浜街走向“华商商会”,上到四楼顶,吃了闭门羹,一把大铁锁挂在上面,里面空无一人,他扫兴的走下楼梯,站在门口四处瞻望,看到唐人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夹杂着不少中国人,杨就大胆的混杂在人流中,走到二十二条街口碰到一个熟人,“人民日报”的赖保罗,罗用警疑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什么时候来到仰光?”

“我刚到。”

“你要找老叶吗?”

“对!他在哪?”

“他们在救济会开会,楼下有人把风,你就说找老叶就行。”就匆匆地离去了。

这时街上涌出更多的人,街头巷尾停放的汽车,大多都被破坏了,说明昨天这里发生过暴乱。杨走到救济会门口,一个不相识的人肩上挂了一个书包,带着紧张的神情问道:

“你找谁?”

“找老叶。”

“请等一会儿。”

不久老叶出现在楼梯口向杨招手:

“你上来吧!”

杨走上楼去,在会议室已有四个人,老赖已先到了,其他三个人,叶振荣、陈福顺和赖保罗都是熟人,其他一人,经老叶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后来救济会的负责人郭荣华,虽是一个文盲,但待人接物非常谦虚,很是受人尊敬。

老叶拉出一张椅子,让杨坐下,简要地告诉他:

“事件发生后,25日下午六时,领事馆召集华侨领导人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刚开始,就有些暴徒到达了门口示威,因为这时,使领馆几处地方已为军警监视之中,官员汽车进出均有吉普车跟踪监视。使领馆指示各侨团负责人应该为自己的团体不受侵犯而斗争到底,要求这一晚大家都到自己的会所守卫,准备斗争。幸而暴徒只在街上漫骂却未动手,一夜安然渡过。按照使领馆的指示各华侨团体准备于第二天召集群众大会,抗议缅方暴行,宣誓保卫会所及华人利益。

26日天亮时,我们从缅甸朋友处得到消息,军人政府决定对华侨采取断然措施了。当时,大家以为缅甸政府不外抓人坐牢而已,根本没有当回事。早上十时左右,发现暴徒大批涌进市区之后,我们发现事势不妙,才临时通知不要再集会了。有的华侨团体及时撤退,故暴徒捣毁以后即扬长而去,未发生事端。可是有些团体已来不及通知,撤退不出来了,双方激烈对抗,被暴徒烧杀,死伤惨重。 

‘缅华教师联合会’系在河浜街与南勃陶街角的一间三层楼,成为暴徒攻击之首要目标。当日中午,约有一千左右暴徒聚集在两街夹角地方,教联会所内,共有五六十个师生,他们高唱语录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与暴徒互相对峙。下午二时,暴徒上楼攻击,而师生们以木棍还击,暴徒甚为愤怒,乃找来巨斧劈开铁门,师生煮开水淋泼还击,斗争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暴徒始终无法从河浜街正面楼梯上攻入,乃从侧面南勃陶街其他住宅楼梯爬上屋顶,揭开瓦面,用汽油倒进会所,点火燃烧,迫使师生往外冲出,暴徒用斧头、铁棒相向,顿时当场击毙师生二十八人,职员两人。 

据当时在河浜两旁住户透露,这些暴徒击毙这么多华侨师生以后,又解开女教师、女学生上衣侮辱一番,有些则脱去妇女下衣用铁棒往阴户插,其卑鄙残暴无以复加。

另外,‘缅华书记公会’守会所的三位职工因抵抗暴徒的进攻被击杀至死。‘伊江合唱团’的斗争尤为壮烈,该团地址在大金塔路下段的一间四楼上,当暴徒上楼破坏铁门时,他们将电流接入铁门,暴徒有几人触电受伤。结果,暴徒爬上屋顶放火,这三位英勇的青年,身裹红旗,从四楼跳下,当场牺牲。

事后我们才知道‘纲领党’的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目标有二:一是捣毁华侨团体,如遇抵抗则格杀无赦;二是捣毁华人高尚住宅。各队暴徒均手持铁棍短刀,分别进行,蓄意破坏打杀,暴徒后面有军警车辆随行,表面似乎是维持秩序,实则保护暴徒以防华人反抗。”

他的语气非常沉重,又接着说:

“估计明天恐怕还要更厉害,趁你们那边还不乱,你马上赶回去准备应变,‘教联’你不必去了,那里已被烧成一片废虚,被抓去的侨领和学生,尚不知关在何处。”

他的说话分明是要杨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好!我走啦。”杨站起身来直奔楼下,当走到街口,看到成群结队的士兵在街上布防,他下意识的想暴风雨就要来了。

杨急忙赶回三十三街,刚坐下端起饭碗,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接着一队队暴徒从街上冲入华人住宅,翻箱倒柜,进行抢劫,适意捣毁,将贵重的细软装进腰包,笨重的物件,抬到马路上放火烧掉,刹那间烈火浓烟冲天,对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哭叫声,打砸声,混成一片,一个平静的佛国首都,变为烟雾弥漫的恐怖世界!

杨和老曾一家人紧闭门户在楼上透过百叶窗窥视街上动静,看到暴徒行凶,有的暴徒的外衣下,漏出军装的服边,很明显,是政府军士兵所化装的。而街角有大批政府军警,对此视若无睹,假作准备维持治安状,实际对华侨区进行监视。

傍晚,政府出动救火水龙车,扑灭余火,冲洗血迹,消灭罪证。最后又出动垃圾车,装运死尸、碎砖瓦、灰烬、垃圾等,扫清现场,分工有序配合严密,完全可以看出是有预谋的安排。

看此情景,杨颇为曾家担心,在未离开曾家之前再三告诉他们最好能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最好是可靠的缅甸朋友家里躲躲。

(不想,杨好心的一句话,却害了老曾一家。平日曾为人友善,缅甸朋友很多,杨走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住在郊区的一富裕缅人朋友开辆小货车前来看望,估计事件可能还会变得更恶劣,于是邀请曾先生全家到他郊区的庄园避一避。曾原本不以为然,由于头天听了杨的话,心存疑虑,就欣然答应,并表示十分感激,于是全家马上收拾细软财物,尽速上车向北郊驶去。不料,刚驶出市区,就遇到一伙暴徒,喝令停车检查。缅友及司机挺身说明,这是缅甸人的车,暴徒不听,坚持要上车检查。一看都是皮肤白白的,于是全部叫下车,老曾辩说他们一家都是入了缅甸国籍的,不是中国人。但暴徒不听,说管你什么国籍,华人就是华人,一哄而上,开始抢劫车上东西,老曾的大女儿上前阻挡,暴徒竟然拿出铁棍劈头盖脸地就打,几下竞把女孩子活活打死,若不是缅友拼命相护,其他人只是受伤伏地,总算保住了生命,可是东西即刻就被抢劫一空,什么都没有留下。)

晚上,杨离开曾家,什么也未带,只是手上握着一把雨伞,必要时可当作武器。走出曾家的后门转入三十四条街,走向波角兰街口,碰到守卫的士兵,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来问杨:

“你到哪里去?”语气还算温和。

“我回东坞去。”杨老实地告诉他。

“还有车?”他怀疑地问。

“有,晚上六点,九点有两趟车开往曼德里。”

“跟我来。”军官说:

“跟你去哪里?”杨茫然的问他。

“送你上车。”

杨看他全无恶意,于是跟着他走,路上碰到一群群手执刀,斧,棍棒的暴徒从两人身边走过,并投以敌视目光,其中一个骂一声;“魁得有”(缅语:狗中国人),一口浓痰激射而来,杨幸而退避及时没吐到脸上。 

“快走!不要理他们。”军官低声说。

那些暴徒以为杨是军官抓的人,就没有多问。军官一直把杨送到横过铁路的天桥,当杨走到桥的尽头,回过头来看时,桥上冷静静地一个人也没有,军官仍站在桥头的那一端,杨甚为感动,便向他作揖,以示感谢。下桥走入总站内,就听到麦可风传来刺耳的声音,那是奈温政府颁发的戒严令,规定晚七时后,任何人不准外出,违者格杀无论。杨此时真是进退维谷,夜车停止开行,车站上除了一些暴徒以外,几乎没有客人。他不由惊觉到,这里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必须另打主意。在这当儿,一个高大的汉子站到杨面前,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中国日报”的老苏,看到熟人就好像在沙漠地发现水源似的。

“你怎么在这里?”杨连忙问。

 “我准备回家呀!”他惊惶失措的回答。

“从哪里来?”

他指不远的橙子上的半包米说:

“我到乡下去买米。”

“你家住在几条街?”

“四十条!城里情况怎样?”他焦急问。

“我也说不上,总之乱呀!到处砸东西,放火烧,闹得乌烟瘴气不成话。”

忽然一名缅人警官向他俩人走来说:

“你们在这里不行,快跟我走。”

俩人对望了一下,没说什么,老苏扛起他的半包米,杨把手中的雨伞紧紧地握着,跟在警官的后面,朝车站一个角落里走去。在一排房间的门上挂着的牌子,明白的告诉两人,这里是车站警察派出所。一进门骇然有许多中国人在里面,男男女女的大约二十几人,都是从曼德勒和腊戍来的,大多数是教师,放假回家的,火车进入总站,城里已宣布戒严,这里的警官应该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把他们留在了这里。

听说杨是从城里来的,引起大家的好奇,一窝蜂似的把他围起来,七嘴八舌的问个不停,杨把目睹的情景告诉他们,个个脸上现出了忧郁之色。

“看来政府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是针对我们华人的。”老苏说。

“我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家就住在城区,怕不……”忽然听到有人在墙角下哭泣!

杨提醒大家说:

“大家不要难过,着急也没有办法。关键是大家要提高警惕,晚上不能贪睡,要随时随地准备应变!”

大家停止了谈论,环视屋中的一切东西,寻找那些可以拿来当武器的旗杆、烂桌子腿、板凳以及玻璃瓶、盆盆罐罐紧要时可以用来掷击敌人的东西……又把女的集中在屋内,男的都在通路的走廊上以防万一。

带杨和老苏来的那位警官又出现了,他对杨说:

“刚才站长说明天六点有开往曼德里的车,你可以回家啦,我建议最好你买张头等卧铺票。听说昨晚火车刚驶出市区,第一个小站即上来了一批暴徒,喝令检查华人,有家皮肤白白的,虽然不承认是华人,但暴徒不肯罢休,不但抢了他们带的东西,最后还用铁棍把人也打死了……。”

杨听了心中忐忑不安,走,还是不走,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去找站长,给了小费,要求他打电话,问问沿途各站的情况,他挂完电话对杨说:

“没有什么,都是谣言,不要怕,你大胆的回去吧!”

在头等车厢里碰到两位校级军官,其中一个高大的个子,皮肤较白,他自然说他不是华人,但可以看出至少他的血液里肯定有中国血,他先向杨打招呼:

“你上哪里去?”

“我回东坞去。”

在谈话中,知道他曾到过中国三次,对这次排华事件,他认为政府做得有些过火,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杨很警惕,自己不敢多言,只是和他敷衍着而已,说些不关痛痒的话,对排华事件绝口不谈。另一个黝黑的肤色,嘴上还留着日本胡子,话虽不多,他倒关心杨的安全,车进勃固车站时他把窗帘拉上,自己手把着车门向下观望,不久车子开动,他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对杨笑笑,从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不安,杨从内心感谢,因为他暗地在保护着自己。火车进入东坞车站,杨向他们挥手告别并表示了感谢之情。

(后来从各方面证明,这次排华是奈温集团一伙所导演的,并非出自广大缅甸人民的心愿。在整个事件中,有不少缅甸人冒着自身的危险出来维护华人,或在街上拦阻暴徒行凶,或让华人躲进自己家避难,寄存东西,暗中在帮助华人,这种两国人民的友情,颇让人感动。)

回到东坞当天,又从仰光传来消息:

暴徒准备捣毁华区时,风声所播,四面八方的流氓地痞、无业游民以及想发财的穷人们,很多人都希望在华侨身上大捞一把,一大清早就聚合了十几万人,不待“纲领党”的指挥,都自动地向仰光华人区进发。其中有缅人、也有印度人,有市区的、有郊区的、也有附近市镇赶来的。多年来,很多缅人连生活都困难,现在便把仇恨发泄到华人的头上,所以这一天华侨受害更大,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暴徒多次光临。一批又一批地挨家挨户,逐屋逐楼进入华侨住家,捣毁抢劫,不但细软金器等,一律饱入私囊,就连厨房的瓶瓶罐罐、油料酱醋,缸里的米、袋子里的面都不放过,全部拿走,然后把家私床具丢到街上烧毁。他们最憎恨红色的东西,搜查红书,毛主席的像框,更非捣毁不可,他们目的是要彻底破坏,如遇抵抗,格杀勿论。

说是出于保护措施,缅甸军警把郊区华侨全部送到军营囚禁,7日以后才放回来,房屋已经被抢掠一空。有些华侨虽然留在家里,同样被抢,甚至在暴徒抢掠时被杀。

(甘马育郊区有一叫谢玉芳的华人,暴徒来抢劫的时候,与之理论,结果被活活殴打致死。母亲上前劝解,亦被打成重伤。谢玉芳后来列上死难者名单上,71年缅甸政府办理赔偿时,家属获得了缅币五千元的恤金。)

不管缅籍、外籍,不管红派的(亲共)、白派的(亲台),只要是华人,就是抢掠的对象。发展到27日、28日这两天的暴乱行为,“纲领党”已经失去控制,暴徒流氓络绎不绝,每个门牌,每层楼房,进进出出,搅得天翻地覆,一批刚刚走,另外一批又来,闹得天愁地惨,恐怖万分,真是一场旷世浩劫。 

第二天晚上,东坞华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骤,到会的有杨光汉,胡运开,潘斌,杨逐时,杨辊继,杨水梨,陈锡棠,李绵海,杨伯方,陈永和,以及教师谢更生,张维辉,洪双益等,会议在福元宫会议厅进行。潘斌第一个发言,在老年人中他的国语说的比较流利,但他所说的尽是抗日时期怎样抵制日货,如何做抗日救亡工作,他的说话完全牛嘴不对马面,引起与会者的反感,其中一人听得不耐烦了大声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说那些废话做什么?!还是请老杨谈谈仰光有什么指示,今后我们要怎样做。”

杨站起来说:

“这次事件看来是比较严重,仰光的许多侨领被抓,华侨的财产被破坏,更严重的是威胁到我们华侨的生命安全,要说仰光有什么指示?事到如今,其他的也不多说,只有四个字,团结自卫。”

全场寂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彼此相顾,没有一个人吭声,杨又接下来说:

“讲团结,当大敌当前,相信大家会团结,说自卫吗,我们手无寸铁,如何自卫法?是不是请中国出兵来护侨!”

潘斌说出他的意见:

“大家都听说了吧,28日就已经有暴徒攻打中国驻缅大使馆。暴徒越过高大的围墙,进入使馆准备破坏,使馆工作人员及援缅建设的专家上前阻止,发生殴斗,专家刘毅当场被暴徒打死,另有二人受伤。当中一名暴徒当场被擒获,一问才知道原来竟然是缅甸现役军人。大家想想看,老缅连大使馆的外交人员都敢杀,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了,等中国政府派兵,只怕军队还没有进入缅甸,我们都死光啦。”

谢更生说:

“目前最要紧的是要大家控制自己的冲动,严格管束自己家中子弟,不要到外面滋事。特别是华人和缅人尽量不要发生矛盾,有什么冲突要及时制止,不要把事件扩大。总之大家要忍辱负重,冷静的巧妙的躲过这一难关,要相信大多数缅甸人民是好的,我们要靠多年来的国民外交,通过善良的缅甸人民,防止少数不良分子来破坏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

散会后各个带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会场。

东坞的中文补习班自然停课了,因为所有原华校的老师们及爱国侨领都在警探注意监视中,不知随后会发生什么事,随时有拘捕的可能,自然只好深居简出。

缅属各中、小城镇的缅甸人,听到仰光发生排华事件,被政府挑动起来的仇华情绪,到处举行反北京示威游行。东坞的一些胆小华人,也想搞个游行,去讨好迫害华侨的老缅,以表忠心。其中杨辊继大肆活动,挨家挨户去鼓吹并带有威胁,叫侨胞去参加游行示威。杨伯方多次对其表示说:

“反北京会议是开不得的。”

可是他不听忠告,筹备会在他们少数人的推动下,终于要召开了。在未召开会议之前,杨辊继带着黑名单来找杨并说:

“这个会不召开,可能当局会抓人,你看这上面你两夫妇的名字都在其中。”

看他无耻的指着黑名单的样子,这下可把杨伯方惹火了:

“你是说,不参加示威的人,他们会抓?我的看法和你不同,我们住在海外,处处都要维护祖国尊严,更要懂得民族大义,他们杀我们的侨胞,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烧了我们的财产,难道还要我们认罪去反对我们自己的祖国?不要说抓人,就是他们要杀人,我也要站在这里,我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生,会议我是不会参加的,请便吧。”

杨辊继面带愠色,灰不溜溜的走了。接着陈永和来找杨伯方并告诉说:

“他们今天一定要召开筹备会。”

“看来他们这些家伙,是实心踏地的反祖国反人民了。” 杨伯方感叹的说。

“你要作何打算?”陈永和问杨。

“我!我是不会参加这个会议的。哎!不过老陈你可以去参加,看看哪些人参加,哪些人在会上发言,详细把它记录下来,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开始老陈有些儿顾虑,后来经杨伯方陈以大义,他才同意去看看。

反北京会议是在“建德社”楼上举行的,陈永和到会比较迟,当他走入会场,与会者大多以惊疑的目光注视着他。开会时,潘斌被推为临时主席,当他发言时,竟大言不惭的说:

“从今天起,我宣布脱离中华人民共国,不再是六亿人民之数。”

潘斌长得一表人才,正因为他长得漂亮嘴巴又甜,所以他在东坞是个风流汉,有不少的情史。有一次,勾引一个有夫之妇,被人家的丈夫砍了一刀,在他脸上留下了刀疤,大家爽性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桃花疤”。

反北京示威游行后,北京电台点名骂他和杨辊继为民族败类。于是精神上受了打击,后悔自己被人利用,从此有了心病,虽然进医院动手术,时间不长,竟然一命呜呼,归西而去了。

后来听说,27日的行动,缅政府还算能够控制,到28日暴徒流氓之多,而参加之目的,多系准备趁火打劫华人财产的了。这种混乱似已出乎政府之意料,也发展成为对其极端不利的局面。6月28日这一天,暴徒还制造了一件破坏中缅邦交的高潮事件。当日下午,一批受到“组织”的暴徒,又冲击了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及中国驻缅大使馆。有几个暴徒越过高大的围墙,进入使馆破坏。使馆工作人员及当时在使馆的援缅建设的专家上前擒捉,发生殴斗。援缅专家刘逸当场被暴徒杀害,另有二人受伤。

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召回驻缅甸大使,援缅专家撤退,经援计划全面停止,中缅邦交因此恶化,关系降到冰点。

这是缅甸近代最为严重的一次反华事件,事件激起缅人仇视华侨的情绪,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并且迅速席卷整个缅甸。数以万计的缅甸人对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杀害华侨400余人,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

缅华社会人人自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部分“红派”侨领与学生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剩下的爱国侨领自顾不暇,更没有人敢抛头露面出来处理华人的日常事务。虽然出现了很多潘、杨这样的民族败类,但在关键时刻,也有象陈肯堂这样的爱国侨领,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收拾动乱造成的烂摊子。他为什么敢抛头露面服务侨社,除了他一身正气外,得益于他的儿子陈万昌。

陈万昌先生于60年代初从缅甸医学院毕业后,就以上尉军医的身份到当时的缅西南军区司令盛伦手下服役(盛伦将军于1988年7月出任纲领党主席兼国家总统)。因此现在许多掌权的军队领导人,都跟他曾经是非常熟悉的同僚,有过很多工作关系,在政治上也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包括后来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秘书钦纽中将)。在骚乱期间,他把自己身穿政府军军装的大幅照片悬挂在大门口,“暴徒”自然都望而止步,不敢上前骚扰。

缅甸共产党在28日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奈温军人集团遭遇到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失去民心,这是蓄意制造的用以转移人民视线的一次排华事件。号召全国人民不要上当,团结一致推翻反动的军人政府。

当时缅共在下缅甸很活跃,势力很大,政府深恐缅共乘机与“得由尼”(缅语:红中国人。凡是那些与中国使领馆有联系的华侨,都被政府专案记录,称为“得由尼”)取得联系,联手推翻他们,所以认为情况严重,才决定对局势加以控制。于是当晚,缅甸政府发布全国戒严令,宣布实施国防条例第144条,禁止三人以上同行,五人以上聚谈。入夜,军队布满各地,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探到处巡逻,限制外来人员进入市区。想冲入市区的不管什么人,即遭到枪杀;在市区内超时候在街上行走的,也一律开枪打死。

在此期间,中国使领馆完全处于政府监控之下,军警在建筑物周围设立岗位,搭好岗亭,进出的人一律要经过盘问记录。中国的外交官员外出,有车追随在后监视,他们到过的地方,接触的人,均被查询记录。缅甸政府内政部情报局,设有华人情报部(CID)雇用不少土生华人专门侦察华人情况,对华侨社会动态人事颇为熟悉。缅甸政府对“得由尼”更是存有戒心,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物,所以戒严期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拘捕这些人员,或者长期关押,或者驱逐出境。

全国戒严令直到7月31日解除,历时三十三天的恐怖时期乃告结束,市内持枪的兵士虽然全部撤走,但仍然有大量便衣警探,在暗中巡视警戒。

在仰光大街上,死难华侨的血迹虽然已经完全为雨水冲洗干净,缅人仇视华侨的气氛尚弥漫空中。年轻的一代侨生大都是缅甸出生的,本来对于缅甸有份乡土之情,在这次事件中站在第一线,首当其冲,经历了血与火的锻炼,面对军人政府对华侨之压迫与屠杀,抗暴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很多人投奔缅甸共产党在各地的根据地,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去了。

1967年9月10日,中国驻缅大使馆开追悼会,竟然称烈士为受林彪左倾思潮影响无辜死难者。回避了中华儿女的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热爱祖国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牺牲品,也是对缅甸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予迫害的有力反抗。当时官方记录在案的有三十五人。缅甸华人为纪念这个惨痛的日子,把这天叫做“六.二六”反华事件。

奈温亲自导演的反华事件,他得到了是什么呢?!

缅甸政府得到的好处就是激起了缅甸人仇华的情绪,在内外交因中,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暂时解决了内部矛盾;很多缅人在暴乱中都发了财,得到好处,所以表面也团结了,导致政府政策比较容易推行;政府想驱赶华人的目的小有宰获,很多华侨被迫离境;华侨文化被禁止,政治活动没有了,华人又被打压到社会底层,这些就是军人政府极力想得到的目的。

这次事件,虽然华人是攻击目标,但印、巴侨也极害怕,因为许多地方,华、印、巴杂处,城门失火必然殃及池鱼。而且缅甸殖民历史上,印、巴侨比华侨更富有,谁晓得暴徒会不会越抢越过瘾,下一步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呢!?因此印、巴侨等外侨也感到岌岌可危,纷纷作归。而缅甸城乡很大部分体力劳动者、清洁卫生工人多是巴、印侨民,城乡小商贩多为华人,他们的离去,使缅甸城乡人民的生活一时脱节,货物短缺,物价更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这都是他们自己行为换来的代价。

在这次事件,虽然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无法估计,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的中华文化被当权者从此彻底扼杀。文化工作者、华校的老师、华文报馆的员工及其他华侨知识分子都几乎散尽,这些人系华侨社会的瑰宝,传播延续中华文化的种子。事件中,他们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剩下的为了避免遭受拘捕,有的潜离市区,前往缅属山区躲避,更多的被迫返回祖国,

经过政府的煽动,缅甸人特别是军人、和尚、年青人等仇视华人的情绪不断高涨。事件过后,华侨心有余悸,大家均小心谨慎遵守法令,躲在家里很少出门,更不敢外面久留,遇到军警绕道而行。毛主席像章也不敢戴了,就是传统的华人衣裤,也不敢穿,一律改穿缅服沙笼统裙,以避免麻烦。

在缅甸,超过80%的人还保持穿着民族服装。男人上身里面为站领长、短衫,外面是和尚领的对襟长袖衫“黛崩”(缅语:缅式外套——很像原来昆明农民的对襟长袖衫),用一条黄或白丝绸帕包在头上,扎成包头(缅语称为“岗包”),就成为出席盛会的礼帽;女子的上衣多为长袖衫(右衽对襟的),袖长而窄,颜色多为乳白色或粉红色,为了适应热带气候,多用薄纱制成。妇女一般都留长发,卷发髻,并插花,还特别喜欢佩戴各种金质首饰。男女下身都穿纱笼(缅语:男式为“笼基”或“不锁”,女式为“特敏”)。而且男女纱笼的穿法不一样,男式的纱笼是在腰际结一团;女式的纱笼是左右裙端扭成带状,互相结住;一般质地都很薄,色彩较为鲜艳,甚至系上银带或装饰钮扣。缅甸人一般很少穿皮鞋、运动鞋及袜子,男女老少都穿人字拖鞋。另外由于缅式服装口袋很少,因此平时生活中的男人都喜欢肩挎一个长带包,用以装各种东西;女人就随身携带适合身份的各种各样的手提包。

提到缅人的纱笼,这里的华人调侃地说:当年诸葛亮征西,来到缅甸地,当地土著头人前往朝拜,全部都赤裸着身体,诸葛亮见状,赶快顺手抓过帐内一面旌旗递给,说道:“笼起,笼起。”缅人用它围住了下身。诸葛亮看后表示:“不错,不错。”从此以后,缅人才有了遮羞的衣物,由于高兴,当时并没有请教此物件的名称,只是分别把诸葛亮“笼起”、“不错”的两个发音,听成了“笼基”和“不锁”,以为这就是其的名称。一开始,缅人就用像旌旗样子的一块布料,围住下身,而且尽量追求像旌旗一样鲜艳的色彩、横条或方格的图案。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块布,不太牢靠,就逐渐进化地把布两头缝起来、发展成现在这种样子的缅甸民族传统服饰——“笼基”和“不锁”。

 最让人不能赞同的是,为了寻求保护伞,很多华人(主要是仰光的)更是把女儿下嫁给予缅甸军人。即使如此,华侨大都生活在恐怖之中,想支持下去,非常困难,特别在小城镇,华侨少的地方,更加可怕,真是小心翼翼,忍气吞声,犹是今日不知明日事,所以纷纷谋求归计,回国热已蔚然成风。自1967年8月以后,几年间回国华侨为数约三万多人(多为下缅甸华人),占华侨总数约十分之一。后来,澳门放宽入境,缅甸华侨又一窝蜂向澳门跑,几年之间出境的大约一万人。另外,到美国、加拿大的陆续有几千人,去澳州、香港、台湾的亦不在少数。

奈温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搞一党专政的管理,对新闻、教育、文化进行严格的管制,摧毁了缅甸联邦民主议会制的自由民主。在外交上实行所谓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导致了自我孤立主义而影响了缅甸的发展。总之,奈温实行军人统治取代文官统治,搞所谓的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改变原文官政府低效无能,贪污腐败的情况,反而形成了军人专制利益集团,出现了更多更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于没有民主监督,军人专制利益集团恶性彭涨,严重的阻碍了缅甸社会的发展,使缅甸经济长期倒退停滞。同时,奈温军人政府,否定《彬弄协议》和取消第一部宪法民族自治与民族分离的原则,导致民族关系紧张,使国家长期陷入内战的深渊之中。让缅甸丧失了独立后的发展最好时机,成为亚洲最落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缅甸共产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在全国各地散发传单,指出缅政府陷于国内外困境,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特制造了排华事端,彻底暴露了其反动的嘴脸,表示推翻奈温军人政府的革命时机已经来临,号召人民起来战斗,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同时缅共驻北京的代表团正式向中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军事援助。

中共对此成立了援助缅共的三人领导小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组长,周总理任副组长,国防部副部长李达负责具体事务,决定立即协调流亡在中国的各种缅甸反政府力量,团结在缅共旗帜下,组建正规部队,中方给予后勤物资、武器装备的支持。1967年11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缅共德钦巴登顶、德钦佩顶及诺相、彭家声等缅甸反政府人士,双方达成共识,并签订了有关秘密协议,正式拉开了中共支持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序幕。(附图28)

果不其然,此后不久,新组建的缅共革命武装突然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成军,在中国大力支持下迅速壮大,向缅甸政府军发起了全面攻势,导致缅甸近20多年的内战,成千上万的缅甸人就此倒在血泊之中。

(后来奈温不得不亲自上北京向毛泽东“负荆请罪”,并答应一些赔偿问题。奈温回到缅甸之后,做了一些善后工作,打烂之佛庙加以重修;被破坏之商店也进行登记,说是要赔还,结果未见实行,这笔无头债也就不了了之;1972年、缅甸政府对事件中不幸的遇难者每人赔偿缅币伍仟元作为抚恤金;并为死者举葬,缅甸政府派人参加葬礼,这时死难者才得以称为“殉难爱国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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