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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时代

作者:石磊

1951年,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要把民族上层及其子女送到昆明生活。边疆刚解放,时有土匪活动,为了途中安全由解放军护送我们上昆明。那时我二哥、两个堂哥和我四人,年纪相差不过一、两岁。只有6、7岁,还不能走远路,解放军就安排马匹给我们骑。记得我们是到石屏,再从石屏乘火车到昆明。在边疆连汽车都没见过,更谈不上火车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在车上吐个没完,昏昏沉沉,也不知坐了几天才到昆明。政府把我们全家安排在棕树营一幢小洋房居住。不知在了多少天,父亲来到家中,此时的父亲额头上边白了一簇头发,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到高中后,我才知道父亲是政府安排他出去缅甸,叫我二叔石炳麟回来。我表叔肖臣定他们一家被政府从澜沧接到昆明,有一次他跟我讲:1952年底他看见大表哥(我父亲)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服和解放军在一起,表叔想要和父亲打招呼,父亲向他摇摇手示意不要说。从这可以证明父亲就是政府派去作二叔工作的。二叔石炳麟曾任国民党五军某师副师长,50年代初曾率部打回孟连,在中缅边界影响较大。有时我们遇到大的困难,母亲就会去找张冲副省长,张副省长在力所能及的方面都会给予帮助。因到昆明才有6岁,所以就进昆师幼儿园。一年后,到昆师附小读书。55年省民族委员会设在翠湖东路,母亲有文化不想闲在家中,就到省民委作保管工作。我们姐弟三人随同母亲住在北门街13号,那里全都是边疆各上层头人居住,我也转到五华小学就读。57年省民委又搬迁到大观路新篆塘旁边,我们一家又搬到大观路,我又转到新村小学就读(现在的二十二中)。方勇、车炬,我们从北门街开始都在一起。一直到70年出来参加缅共人民军,都在4047部队。方勇的三姐方文琴从小学三年级到小学毕业和我都是同班同学。

195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云南名校“昆明第一中学”,直到高中毕业。在校成绩优良,对理工课尤其喜爱,从初三到高三毕业,都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学科代表。在初中时,把家中唯一的一台双铃马蹄闹钟偷偷拆散,又原装按好,家中大人都不知晓。60年代物资贫乏,高中时就自己用零花钱买无线电器组装二极管电子收音机以饱耳福。当时就暗下决心准备投考工学院,今后做一名工程师。

高中我就读高67班,我们班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那时课程不多,高中班的书包,才有现在小学五六年级的书包大。每天下午有两节课外活动,学校非常注重体育锻炼,尤其我们班更是各项体育的佼佼者。每年我们班都要组织2至3次从学校出发,经黄土坡、黑林铺、岷山、昆明医学院、潘家湾最后回到学校的长跑,筇竹寺更是我们爬山的好去处。每年春节昆明举办春节环城赛,高中的三年我班每年都有7至8个同学参加,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且每年都是班中的第一名。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足球在昆明市中学赫赫有名,我班从高一到高三都是年级的冠军,可谓“三连冠”。我堂哥石安堂初中同在昆一中,当时曾代表昆明市少年队出省参加全国比赛。高中时和我在一班,他和李光宗是高中校队的中坚,他的凌空倒勾在当时名噪一时。那时星期天经常在拓东体育场举行星期足球邀请赛,我班以班队参加星期足球邀请赛,成绩不错,由此可见我班队的实力。我打右边锋,也是班队的主力之一,我们班的男生女生一到星期天就到拓东体育场为班队加油助威。高中体育老师名叫木桥,丽江纳西族,从北京体校足球班毕业,足球踢得很好。丽江足球运动开展在全省名列前茅,纳西族的足球水平在全省各少数民族中占据第一。记得高三快毕业时木桥老师组织的纳西族代表队和我班队在学校进行了一场比赛,此场比赛,可谓是一场经典之战。木桥老师亲自披褂上阵,带队向我队猛冲猛打,我队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不给老师颜面,还以颜色,最终以3:1获胜。学校每年都要开运动会,我班每年都夺得年级的团体总分第一,同样也是“三连冠”。高二暑假,班上的十几个男女生组织到西山脚下过假期,住宿部队闲置的住房。那时滇池水质污染甚微,碧波万顷,太阳一露脸,就跳入水中玩个够,钓鱼的钓鱼,散步的散步,到十点才吃饭,充分享受大自然给我们的恩惠。当时我和张德武同学睡一张床,奇怪他每天饭也不吃,整天昏昏欲睡,有时发高烧,在了三四天病情加重,大家赶紧叫两个同学送他回到昆明治病,一检查才知他患了急性肝炎,马上送到吴井桥传染病院。得知此情我吓了一大跳,我和张德武同吃同睡,是否会染上肝炎,还好当时去的十几个同学一个也没有被感染。我们在滇池旁住了十多天,才返回昆明,回来时个个都晒得红彤彤的,就像红孩儿一样,几天后大家都脱了一层皮。因为在中学喜爱体育活动,炼就了一身爬山越岭的本领,虽然没有能上大学深造,但也为以后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打下体力基础,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矣!

高二的语文老师陈禾墨,同时也是我班的班主任,才从湖南调到我校。陈老师对全班同学都非常好,对出生不好的我们也是一视同仁,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出生论英雄”的年代实难可贵。她把她所学的知识一点一滴地教给我们,我这个对文科不感兴趣的学生,能够看一点写一滴就是那个时期打下的基础。几年以后我们班的同学走入社会成家立业,每年同学集会,参加的同学都有20至30人,几乎每次陈老师都要参加。2008年春,我小女儿在缅甸佤邦邦康结婚,我邀请了几个高中同学,陈老师听到后也要来,但她那时年已是八十有余,路程遥远同学们几经劝阻她才没来。2010年11月我上昆明时,专程去拜访她老人家,虽然年已八十六,仍然眼明耳聪上四楼不用他人扶不歇气,一次就能上去,此乃好人一生平安!

1965年高中毕业时,虽然我的毕业成绩在全班名列前十名以上,且毕业于赫赫有名的昆明一中,心想考一般的大学应无多大问题,但自知先天不足出身于反动的民族土司家庭,填高考志愿时,不敢妄想什么清华、北大,只要能考上昆明工学院就心满意足了。所以第一志愿就是昆明工学院机械系,65年云南农业大学首批招生,我历来对农业不感兴趣,但还是有自知之明,想凭自己的成绩考上农大应无问题,所以亡羊补牢最后一个志愿填了农大。高考发榜傻了眼,金榜无名名落孙山,好在已有心理准备,只有默默地忍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当时像我这样的少数民族上层子女有七八个高初中毕业生,都未能升学,成了社青到街道办事处找工作,招工单位一看是民族上层子女,连面都不看就拒之千里了,百般无奈之下只好自修,希望来年苍天长眼来个“范进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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